搞好收藏:艺术品买卖要看准时机

“ 非常时期,再多的钱再大的房,你也只能宅家无聊的发呆,而收藏人一家正在快乐地欣赏把玩,你收藏了数字而他却藏了文化”—禅古茶人

在《百家讲坛》这个文化红人的大熔炉里,通过马未都blog,文物的身份在蒸蒸日上的拍卖高价上又多了一种从遥远的历史款款而来的雍容。

马未都的文物收藏似乎成了他的慧眼和对文物持严肃态度的凿实物证,不到30年,他收集到了在常态下需几代人慢慢淘选的收藏量,其数量和质量不仅撑得起《百家讲坛》的系列讲座,还撑起了一个博物馆。

讲座是否热播,衡量的方法之一是看是否有衍生的图书出版。马未都的讲座手稿《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并有事先张扬开来的现场签售活动。

签售活动之前,也就是大规模的新书宣传之前,已经开始加印。显然,在“盛世收藏”的热潮中,马未都俨然收藏界传奇人物一位。

搞好收藏:艺术品买卖要看准时机

但是追溯他收藏的起点,成就他这位收藏大家的个人传奇中,更让人唏嘘的其实是一句最市井的历史感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马未都的收藏起于文物在中国社会几无踪迹的时候,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文物身份完成了文化制度和社会心理上的双重改造。

在背弃的社会评价中,它的身份变得矛盾、模糊,自我否定,它的命运处在一种畸形的文化结构和社会心理中。80年代初开始收藏的马未都们其实是享用了过去长期文化破坏的恶果,他们在10年内以抄底的低价买进,得以成就批量收藏。

他们的辉煌成功彰显了一种价值的回归,但对比相对命运坎坷的前一代,这种平地崛起的成功也许又显得那样不公正。但历史总归是历史,文物无言,它的功能不是解释,而是昭示。如果说近30年文物被裹挟在升值的交响中,那么前30年的命运则绝不仅是叹息与唏嘘所能概括。

马未都:收藏有诈

对于一个普通收藏者如何鉴定古董的真伪,马未都觉得研究这些东西的意义并不大。他认为,只要建立一个很正常的文化消费观,别老想着投资,就不会上当。

喝街的行规

马未都说他很幸运能成为一个收藏家,并且赶上了好时候:在他开始收藏的时候,文物都不值钱,一个碗3块钱,他写一篇小说能挣好几十块钱,够买好多碗了;

搁在现在,就是写一本书也未必能买回一只碗。“我的年龄段卡得可丁可卯,我21岁‘文革’结束,1980年我25岁,25岁到35岁是我狂收暴敛的10年。

这10年古董价格长时间是谷底,没有什么起伏,持续的时间特别长。比我大的人,‘文革’前章乃器这些藏家,让人整死一半,比我小10岁的人等他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贵了。”

在物求人的年代,马未都收藏了不少好东西,在人求物的年代,他已经不怎么收藏了。马未都见证了人与物之间的转化,也玩味出收藏界这个领域里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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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与父亲母亲

马未都真正开始收藏是回到城里当工人的时候,后来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更加快了他的收藏速度。他当时住在北京西郊空军总医院,在东城上班,每天骑车大约需要40分钟,中间路过钓鱼台国宾馆,那附近有个摆地摊卖古董的跳蚤市场。

这个市场是非法的,每天6点多钟摆摊,七八点钟散摊,马未都就提前半个小时出门,绕到这里转转,每个月都能买上一两件心仪的古董。时间一长,就跟这帮人混熟了,他的很多古董知识和交易行规都是从这里学到的。

“因为他们每天上来的东西都不一样,就跟老师每天给你布置一道题似的,很多东西都没见过。”马未都说。

混熟了,马未都发现这些人大都服过刑,刑满释放后没工作,做古董生意就是将本求利,“他们卖的是什么不知道,但知道3块钱买进的,5块钱就卖,2块肯定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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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未都四处收藏古董的时候,周围人都没什么兴趣,每次他买到一个好东西想跟朋友交流欣赏都找不到人。“买完东西不给别人看不过瘾,必须给别人看。”马未都说。

有一天,他抱着一个新买的大罐子去找一个朋友,敲门门不开,但他在外面听见屋子里有人,所以就一直又喊又敲。

门总算开了,一进门发现屋子里四五个人神色慌张,他也不管那一套,把大青花罐子拿出来,往电视上一搁,这时才发现电视机是热的,再看那些人慌张的表情,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锁在屋子里看毛片呢。

“我说毛片什么时候都能看,你看我这个吧,特棒。我就发现每个人都特别茫然,他们都觉得我特扫他们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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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收藏的乾隆 “百花不露地”大瓶

这个大青花罐子就是马未都从那个地摊上买回来的。在跟这些练摊儿的人熟悉了之后,他们就带马未都往住户家里领。

由于有些东西太贵,练摊的人买不起,怕有风险,便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交易成了就给他们一点佣金。

“旧社会有一个特别好的规矩现在没人执行,过去有一个术语叫‘成三破二’,中间人拿5%,‘成’是卖方买卖做成了,‘破’是买方破费。我们现在的中间人一张口就是10%,这是最轻的,有的上来就要两成的提成,过去的中间人都特规矩。”

有些掮客为了促成一桩买卖,不惜用一些无赖手段,当年马未都就遇到一次,“当时早期那种无赖的手段你都不能想象”。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带他买东西,进屋后那年轻人等在门外,

“这堆东西有瓶子、钟、碗等十来件,一共要360元,我看完觉得还可以,我说我要了,卖主又突然反悔不卖了。出门后年轻人问我买了吗,我说我想买人家不卖,你说我一文化人也不能跟他掰扯,只能走了。

他问我里面那些东西哪件不值钱,我说里面有一破碗一分钱都不值,他说行,你跟我进来吧。”年轻人于是进门说:“哪能不卖呀?”卖主说就是不想卖了。

“他趁那家人不注意,当着我拿起那只碗‘啪’就摔了,吓我一跳。我看见是成心摔的,年轻人说,哎哟,不小心给你摔碎一个,这怎么办呀,赔是肯定不可能了,还是按原价360元都买下来吧。

他摔碎一个最不值钱的,说要赔就拿360块钱带走这一堆,弄得家里人特难过,我也特不好意思。这种人非常有经验,经常串户,专门收这种旧货。最后这家人嘀咕半天决定360元卖我了。

出门以后我问他,要是这家人非不卖呢?他说那就再摔一件看他们卖不卖。这些赖招只有社会最底层的地痞才会使,咱们想都想不到。”

“这种人叫‘喝街’的’。”马未都说,就是专门走街串巷,非常有经验。在出版社期间,总有喝街的找到马未都,让他跟他们去通县喝街。

马未都那时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脸皮儿薄,不好意思跟人上街收破烂,但他知道通县的古董特别多,因为过去通县是北京货运终点,很多黄花梨家具在苏州做好,通过运河运到通州,这里就成了家具集散地,卖不掉的库底子就自己留着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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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街也有喝出宝贝的。有一次,几个农民喝出一个永乐年间的罐子,喝出来的是几十块钱,转手就是4万元。一个古董贩子大半夜给马未都打电话,马未都不想去,但又很动心,反正从东四十二条到灯市口也不远,便骑着自行车去了。

沿途马未都发现满街都是警察,等见到那个罐子,发现的确是真的。那几个农民说要买当晚结账,“4万元当然是便宜的,我倒是有钱,但是是港币,农民一听港币不要。

都下半夜1点多了,那也不能等天亮,我给换汇的打电话,叫他半夜来,他要点高点,我说成高点就高点。我记得特清楚,当时在路灯下换成人民币,都两三点了,一帮农民数钱。

路上不全都是警察吗?我就不敢拿那罐子回家,骑一自行车后面背一大青花罐子,警察肯定得让我k边,当倒卖文物给扣了。那天到家都三四点了,上午我一睁眼脑袋嗡地一下,坏了,这贩子备不住把东西拿去卖了。

果然,3点多我一走他就又联系别的买家,早上8点多就给卖了,卖了12万元。早上他拿着4万块来还我,说我这回真赚了不少钱,但我还欠人家好多债,我以后赚了大钱再分您,转身走了。我等于是白忙活一晚上,把港币变成人民币,什么事都没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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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与王世襄

让马未都更后悔的是,秋天这个永乐罐子就在香港苏富比出现了,当时卖了200多万港币。这罐子再度出现大概是2006年,卖了3000多万港币。

“当天要不是那满街的警察,我就抱回家了,跟他就是钱的事了——你帮我一忙,我给你一两万块到头了。农民喝街35块钱喝出来的,我跟它失之交臂。”马未都今天说起这事还带着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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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说:“现在北京这种走街串巷的没了。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对你卖的东西有一个价值判断,有一整套对付你的办法,声东击西,把你说晕,用各种办法让你卖不出价去。但他们知道这东西在哪能卖出价,利用的是信息不对等。

最早做古董的这些人,不需要文物知识,只需要对人的了解,那时候不可能从户里买出假的来,关键是怎么能让他卖。一般喝街的人嘴都特甜,大爷大妈地叫着,你买冬储大白菜,他肯定一头大汗地帮你搬。这事我都干过。

在国务院宿舍看人家里有文物,老头对我特好,一到买白菜和蜂窝煤的时候就帮人家卸,卸完以后每次都到人家里洗干净手抱着瓶子看,看久了老头就说喜欢就拿走吧,根本也没花钱,因为那时候全社会没意识。”

当然,这样的便宜马未都占得不多,多数时候他还是要出点血。有一次,一个贩子卖给他一对梨花圈椅,他1000块钱买的,4000块出手,马未都判断这椅子的行价大约是8000到1万元,便成交。

马未都说:“该他赚的钱你得让他赚到。我的理论是,多给钱的坏处是这一单亏了,好处是生意的长久,你的通道是通畅的,总有他出漏的时候给你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比如这杯子他10块买的,你给他20块,他认为翻了一跟头,你老给他12块怎么行?古董贩子拿到古董的时候都是想到谁能出大价钱,实现价值最大化,所以一开始装傻多给点钱没坏处。

我之所以收了很多很多好东西,就是一开始不在乎那点小钱,他们觉得你不错,有事先通报给你。我觉得早期收藏,所有东西的价值都不抵信息的价值,东西贵一点便宜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你能知道谁那里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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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交臂

有时候,马未都知道哪里有好东西,但由于各种原因失之交臂。比如上世纪80年代,他在安徽的文物商店看到一个宣德年间的盘子,当时标价400元外汇人民币,现在这个盘子最少400万元人民币。

但当时要外汇,马未都只好放弃。半年后他带着外汇去,他们还不卖,要护照,因为只卖给外国人,到最后也没有买到。

还有一次,他在上海友谊商店看见乾隆年间的一只碗,特别罕见。1986年要3万元外汇人民币,他买不起,到1988年再去就没了,隔了一年苏富比卖了792万港币。

“当然我不知道后来的事,我要是知道,砸锅卖铁也要把它买回来。当年一个日本人792万港币买走的时候,所有这行业的人都认为这个碗终生不会再涨价了,那时候100万美元跟今天1亿美元差不多。

这个日本人放了21年,2000年的时候亚洲经济危机,他拿出来卖了,没怎么赚钱卖了2100万港币,翻了3倍。这种事我遇到的特多,从收藏角度,别看我有这么多东西,其实买不起的是大多数,现在回过头来说那东西那么便宜你怎么不买,我当时也得有钱呀。”

这是买不起,而买得起却不买最让人遗憾。“我的经验是你要是想收藏,一定要有一部分现金,严防好东西出现你没钱了。那时基本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买了甲就不能买乙,经常借钱。

最怕的是身上有钱,那堆东西可以买,但你放弃了。1985年,琉璃厂虹光阁内柜给开封博物馆准备收藏,是明清两代瓷器,有上百件,两玻璃柜子,2.2万元。

这笔钱开封博物馆批了两年都没批下来,我老跟他们说他们要不买,我就要这东西了。后来终于有一天,他们通知我说,开封博物馆钱批不下来,要买就拿钱来。

我犯了个终身大错误,我当时有这笔钱,可一下子花出去心里有点承受不住。今天的人看怎么那么短浅呢,就是短浅,一共就那点钱。

也不知道后来是这样一个局面,也不知道后来就没机会再买了,人不能长后眼嘛。我把它放弃了,要是没放弃,价格至少翻10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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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80年代,古董的价值是体现不出来的,当时没有人能想到古董会升值,人们对一件古董的价值判断也仅仅停留在心里感受层面。

所以马未都感慨地说:“整个10年,我对古董价格的感受都非常不准确,而且资金非常有限,想不到后来的事。”第一次让马未都感受到古董很值钱还是在1988年,当时一个台湾人来北京,看到他有只碗,问能不能卖给他。

这只当时花200块钱买的碗,台湾人开价1万美元,这件事让马未都有了“价值观”,但是马未都还是没有卖。“所有跟我一起玩古董的全被历史淘汰了,北京一个没剩,全国也是,不是下大狱就是吸毒、家破人亡、娶五房太太……什么事都有。

没有像我这样的,我没卖,卖的人全是死;卖的人不赚钱,赚也是赚一阵子。我不卖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钱,是我源于文人的面子,我觉得卖东西是一个奇耻大辱,我的不卖把我彻底救了。”

很多人都不清楚马未都哪里来那么多钱买古董,其实马未都在出版社做编辑的时候就开始做药材生意,卖中药材是个暴利行业,一个月能挣七八万块钱,靠卖药挣来的钱玩古董。

因为当时在出版社,不敢跟人讲自己做买卖,但给人的印象就是马未都有钱,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马未都很怀念上世纪80年代四处买古董的岁月,比如去河北、山西一带,有人带路,到处都是宝贝,哈腰就能拣到。

现在没有了,到处都是雷。“就是等于你去的时候是个处女地,森林里都是大蘑菇,随便采,现在都是毒蘑菇。”马未都说。而且,马未都是第一个从国外用集装箱往回买文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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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的鉴别力

1995年,中国有拍卖行了,马未都就被请去当顾问,古董的真假就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我绝对是对着良心说话”。

马未都说,有一次拍卖,拍卖行说有件东西起拍价太贵,要退回去,他问为什么,他们说是康熙仿成化的瓷器,不值4万元。

箱子打开一看,马未都就愣了,实际上就是明代的。马未都告诉他们这是真的,他们不信,找人鉴定,最后确认的确是明代瓷器。

最后这件瓷器220万元拍卖出手。马未都说:“我但凡有点私心,特简单,我一关盖说退,然后问清楚是谁的,跟底下人说,打个电话,说现在上不了拍,有人托底你卖不卖,他们都卖。

4万块你汇过去,这东西就是你的了。但是我受雇于人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马未都认为,市场是很锻炼人的,从他最初跟摆地摊的打交道开始,练就了很强的心理素质。当时,文物鉴定的技术力量很薄弱,博物馆的专家对市场的判断几乎是零,马未都多年来在野路子里趟过来的经验,让他能对很多复杂的事情做出快速判断。

“一个奥运会射击冠军碰上个土匪是没有用的:你三点对一线,准心对缺口,先吸一口气定住神才能对准对方,人家土匪早把你天灵盖儿给掀了。市场很残酷,它训练人,我看过很多博物馆的人到市场跟前就虚了,就不敢说话了。

地摊上买东西有一规矩,比如你卖我买,你卖这件东西,我往那一蹲,多少钱啊?你说200元,我说80元吧,你说不行,150元,我说100元吧,咱俩这么磨蹭之间,任何人看这个东西不能伸手,不能有个人说那我给100元拿走,那不行。

那这时候,你对这个东西要做出最后的决定,没有任何后援,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时间让你回家翻翻书这东西怎么回事。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这会儿,蹲在这儿,几分钟之内搞定。

而且我经常碰见,过去地摊上买东西,盯着这东西的时候旁边都是大腿,这大腿就表明都看上了。尤其后来我在这行越来越有名了,只要我蹲在那儿,就没有机会再起来了,那我的决定都是这一会儿。

我说的就是,土匪掏枪、上膛都是那一瞬间完成的,赶紧把你给崩了。博物馆的人不行,一大堆人来了,在那折腾,翻资料,好几天,这没用。

我们一直都是在那种非常严酷的条件下训练出来的,反应极快,决心下得特快。有个人喜欢收藏,老来跟我聊,故宫举办青花班讲永乐青花,就学这一个,5天课,一课800块,很贵。

他去学,学完回来跟我说:马先生,别的我不敢说,永乐青花我彻底明白了。到了故宫,所有东西都调出来看,中国的五大巨头都给讲了课,做了笔记,都弄得明明白白了。

跟我说完这话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在昆仑饭店咖啡厅,正赶上拍卖,一个人送一个永乐年间的盘子,我给他看。我说:您看这个,现在30万块钱,你要买,你现在10分钟之内给个价,这东西就是你的,钱我给你去弄。

盘子要对了,值500万元,错了30万元就扔了。你现在孤立无援,10分钟内你要做出决定。他拿着盘子看了半天,突然回过头来跟我说了一句话,把我给说乐了,他说:‘我这会儿技术归零了。’

你以为你明白了,那是故宫的人给你端出来让你看你明白了,人家故宫里搁了多少年了,让你看,这是永乐的盘子,又跟着老师讲的对得上,你心里干干净净,又没有压力,没有掏钱。一实战彻底歇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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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与证据

古董鉴定是门心理学,不管是自己购买的时候鉴定还是为别人鉴定,这里面都有很多心理因素决定成败。

比如最常见的,不管看上一样什么东西,都要压价,如果上来就痛快答应,卖主肯定认为亏了,“对不起,我弄错了,不是这件,是那件”。所以,把价压死了再成交,两边心里都能接受。

马未都说,只要你懂得东西的真伪,什么都可以迎刃而解。早期古董鉴定很简单,大部分人都不懂,即便是跟他们砍价他们也听不进去。

“好多老乡就说,我有本管着呢,意思是你的钱得高出我的本金。后来我明白一个特简单的道理,他不是要卖多少钱,他是缺多少钱,很多人卖东西他也给自己限定,比如我想买冰箱、彩电、录像机,这三件东西加起来多少钱,他那堆东西他就想卖多少钱。

但我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我碰到过一个乾隆四十七年的百宝嵌,说那家老爷子死了以后想卖,结果对方要112万元。我给108万元,108对112,理论上讲,这钱差不多,做生意的人一定卖给你了,对吧?他就不卖。

我没买就出来了,我想他会追出来给我,结果出来就找不着那个地方了,人家也不追出来。我就特难过,特想要这个东西,隔了几天去追,已经被一个台湾人买走了。

他为什么不卖给我呢?特别简单,112万元是他算好的,这笔钱给儿子辈分多少、孙子辈分多少,他都分得清清楚楚,108万元就不是整数了。后来我总结经验,就是小钱别计较,他们跟商人不一样,他绝对不会追出来。”

鉴定古董除了要具备超强的心理素质和对对方家庭情况有必要的了解之外,还要具备一些刑事侦查学常识。比如有一次马未都去一个人家里看东西,一进门就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感觉这不是他们家,房子是租的。租的房子都是给自己留后路的,卖完你就找不到他了。

“租的房子跟自己的家不一样,一个人的家庭信息,你临时凑有时候凑不上来。你租来的房子,摆上家具,一看都是新弄的东西。”那次马未都看的是一个缸,他一看就发现是个真的。

“我上手一摸,说刚修过,那人就愣了。我为什么一摸就摸出来了呢?冬天,屋子里暖气不足,比较凉,过去修理都是树脂的,它有温差,我是刚从外面进来的,一摸就摸出来了,但只能摸一次,摸第二次就找不到那感觉了。最后他承认修过了。其实如果它是在一个正常的家里,我就很容易忽视这个事情。”

有一次马未都差点被人蒙过去。一个行家通知他,说天津有个医生收了一些古董,让他去看,马未都判断过去医生都喜欢收藏,这个前提成立,便去了天津。那确实是医生的家,不是租的。

“我看了一下他们家的东西,都是真的,不用我到跟前看都是真的,但都有毛病,不值钱。聊了一会儿,我就说,你们家是不是还有点好的啊?然后这个男的就看了他老婆一眼,这明摆着他家有样东西,得他老婆同意。

他老婆站在门框那儿态度特暧昧,我就说,你看我都这么老远来了,弄点好东西给我看看。这两人就羞羞答答、半推半就地把那壁柜打开了,壁柜里塞得满满的,都是被子褥子衣服,就往外掏,一会儿就堆得跟小山一样。

最后拿出一盒子,一打开,我想,让我逮着了,这么一好东西,一看就是一个真的。而且这东西当时特值钱,是摇铃尊,釉里红,康熙的,当时国际市场上卖100多万港币——那是90年代,100多万是很多的钱。我就没敢看,给关上了,我说那这个您能让吗?

男的说,这个可贵,女的就说不能让,男的就说反正就是贵。他俩的戏演得甭提多好了,没给我一点不真实的感觉。我问多少钱,他们说那得多点,16万元。

我一听大喜啊,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就试探着还了一个价,我说能不能8万块,然后那人就说了有致命破绽的一句话:那您带钱了吗?我一下就知道我死了。

因为我那么多年里的经验,没一个人这么跟你说话,我这拦腰给一刀,他上来就问我带钱了吗,我一下就觉得不对了。我说没带钱,下星期就过来。我还不死心,一个星期后带着8万块钱又回去了,在他们家,我拿到阳台上去看,看半天,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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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的软肋

马未都说:“我一直对证据特别有兴趣。鉴定本身就是一种技术活,但鉴定本身不科学,你甭听那些专家成天说这也算一科学,它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它不是用仪器说话,它是眼学、目鉴、经验学、社会学。

所以,第一步,是你要对它的细节熟知,剩下的全是背景。比如说为什么有人进来你就知道他是一骗子,他有信息告诉你,他有时候多说一句都是致命的问题。”

马未都提到当年王朔写过《单立人探案集》,他说王朔写得不好,如果他写肯定比王朔好,因为他经历过这样一个故事:

“我见过一个女的,把我给害够呛。我帮一个人做收藏,一个颜色釉,比如红的、绿的、蓝的,就这种收藏,基本上都收藏齐了,就差一个胭脂红的瓷器,特少,找不着。

1996年来一女的,我不认识,她说有两件瓷器,孩子要出国,想卖了,我说带来了吗?她说带来了。一打开,两个胭脂红的小碗,雍正的,我就在找这东西呢,怎么就来了。

我心里就给拟了一个价钱,因为你买东西,心里必须先有个价钱,这东西最多12万元。那天还特别巧,有一个电视台给我拍节目,这事儿就被拍到镜头里了,但拍的时候她就特紧张,一开始我是认为她不好意思。

完了之后问多少钱,她说12万元,我想,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因为我还是想买便宜的,我说,也就值个8万块。她说,您这么大收藏家您还砍价,我觉得您就能出12万元。我觉得这话就怪怪的。

我说行,咱俩再商量。因为那天拍节目,我让她留个联系方式再联系,她说,我没电话,也没BB机。我说,你周围能找着你的人,有电话也行,她说,没人能找着我。

这话对我来说是断后的事儿,什么事儿一断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这里面有诈。她怎么要断后呢?这东西是真的,我要放她走了,万一这东西永远都找不回来呢,那我就永远找不着这东西了。

我不能让她走,我必须得跟她能联系上,我就让他们给我写个电话。那天正好有个外国人送给我一本画册,我给她一张纸,她就把那纸给铺到那画册上给我写了一个电话。

然后那电视台就开始给我拍节目,这一岔,那女的就走了。等拍完节目出来,我就找那张纸,没了,他们说那女的回来了又把那纸拿走了。我太想要那东西了,忽然想起来画册,我拿画册在灯光底下一照,电话号码特清楚。

但我一下就觉得那电话号码熟,想来想去,想起来了,是我认识的一个人的电话,这个人跟我挺熟的,我就打这个电话,一打是那个人的老婆接的,她说他出差了,电话就挂了。我就百思不得其解,这怎么回事?

我就没想到这是骗我。我所有的信息,我的需求、我的心理状态、我想要什么、我价格的承受力这人全知道,他们做了这么一个局。这种假东西可能他们一下烧了5个,她可能挑了两个最好的,把那3个搁家了。

这话他可能没跟这女的交代,她一个外行,认为5个跟两个的区别不大,但是从内行的角度看,5个跟两个的差别可大了——两个都非常难得,你们家怎么会有5个呢,不可能。

后来我这个朋友家死了亲人,他开了一大名单,让我另一个朋友给他写挽幛。那挽幛写的时候我一看,那女的名字在上面,来的那个女的是他舅舅的孩子,所以跟他不是一个姓。

那东西仿得非常像,你知道,越小的东西越难辨,越大越好看,越大信息量越大,有一处出毛病就能看出来。那东西小,单色的,又不画,非常难看。所有这些库里的或人送来的东西,都不敢长时间看,都是拿来看一眼,大概感觉到了就不再看了,真到付钱的时候再看。

为什么呢?如果你长时间在那看,你看瓷器他看你的脸,他看你有多喜欢,它那价钱可是不一样的。在没有敲定价钱之前都不认真看,这是规矩,你看的时间越长,他开的价就越高。”

马未都分析,如果这个女的一开始不画蛇添足说还有3个,并且把退路想好,留一个电话号码,大概他就不会起疑心了。

“一旦你要说瞎话,那代价就是你必须用两句话遮一句话的瞎话,用四句话遮那两句瞎话,再用八句遮你那四句瞎话,说着说着就穿帮。”

做局与破局

对文物的鉴定,马未都认为把假的看成真的并不丢人,几乎所有的大收藏家、大鉴定家都出现过这样的错误,因为作伪程度不断提高,曾经一次看错不要紧,以后再也不会看错。

随着文物收藏热的兴盛,造假做局越来越普遍,有些局做得非常逼真,就是好莱坞的导演也要甘拜下风。马未都经常被请去做鉴定,见过很多新时期做局手段,比如“造墓”就是很普遍的一种。

马未都说:“我认识一个西北的商人,他送我一批古董。我说你这都是新的,我不要,他说马先生你放心,这都是我亲自下去拿出来的,我们开着越野车,开了好几天,风餐露宿的,到那儿都没有人迹啊,好容易找到那墓道,现挖,那怎么可能假呢?

我说那怎么就那么准,就你们到那儿,下去就给挖出来了?你怎么知道那儿有?其实全是假的,全是他们埋的,埋的都不是一个朝代的,但他被诓过去,还坚信不疑。然后他还跟我说,你没有去过现场,你不懂。他认为你不懂,坚信不疑,这种人挺多的。”

还有一种更复杂的局,像一个故事片,让你不知不觉进入角色。“我碰上一个人,买了一个东西被骗了。河南某地出了一个东西,这东西拿到北京卖给他,他绝对不要,他一定喜欢那种下了飞机坐火车,下了火车坐汽车,下了汽车骑毛驴的感觉,他喜欢这种感觉。

到了以后,别人说不巧,一小时以前被卖了,他经过这么艰苦的跋涉就特沮丧。那些人说,别沮丧,那边有一个墓正挖呢,咱们去。就是我说的,他们知道他最喜欢的是甲,却给他忽悠去看的是乙。

他正沮丧呢,到那儿以后,就挖出一个甲来。这甲他们都没和他说过,一挖出来就抱着说,这东西不能卖,专门给别人准备的,死活都不卖给他,连看都不让他看。

他肯定不干,长途跋涉到这儿来,钱也没花,最后又有人从中间撮合,乱七八糟的,很多人给他搞回来,还是个假的!这么一折腾,他根本连看都不看,真假这个事已经不想了。

拿回来让我看,我说你这个是新的。一开始他不信,说这事复杂,说不清楚,我心说,那复杂都是设的局。”

除了演员特别多的做局,还有单出头专门布局的人。有年夏天,非常热,马未都被人带到一个四合院,说有一个华侨手里有一批古董让他看看。

马未都一进屋,屋里没空调,一个70多岁、仪表堂堂的人接待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马未都就觉得挺奇怪。然后那人就往外搬东西,说这东西是1971年某月某日在墨尔本什么大街花多少钱买的。“我一看就是个假的,心说你跟我说这个没用。

他哪儿知道啊,一会儿又拿一个,又这么说。他每一个都说得很具体,还夹着英文,说得特怪。看了十几件,我就特烦。现在很多人雇这些人行骗,他相貌上要占便宜,有的人一看就是个骗子,他就拿个真的也忽悠不出去。

我看这个四合院,觉得是他租来的房子,布置好了忽悠人。最后他拿出一件东西,我就说,您稍等一下,这个东西如果在你们家超过8个月,我就算今天白看了。

那人一下就愣了,他接不上我话,前面说的什么大街什么号都没用了。还有专门在店面忽悠人的。有个老头开了一家店,有一次我带着手下去店里,进去前我还跟他们说,你们千万别叫我,别叫他认出我来。

我一进去,那老头儿说,呦,马先生,这个那个跟我一通说。我说你怎么卖这个东西?他说,我这是高薪聘来的。那店里一件真东西没有,但是老头儿上来先告诉你哪个是假的,他告诉你大概有多少件都是假的,其他的他可没说,但其他的也全是假的。

如果你问他是什么年份的呢?经典的话就叫:这东西不够明。不够明,按照常规是清朝的,对不对?但今天的也不够明朝,这话没有问题。有人买完了以后他说,我跟你说了啊,这东西不到明啊。确实不到明,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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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与妻子儿子

自己的防线

从这些故事中,马未都总结出一条规律,就是一旦你进行古董交易,就会有人专门拆你的心理防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防不胜防。但凡买古董的人都贪便宜,你只要一贪便宜自己就把防线拆了。

“所有被骗的人都会说,哎呀,我当时脑子就不转了,什么喷上迷魂烟了,其实什么都没有。不是脑子不转了,当时脑子转得快,想怎么赚钱。

所有的骗子都在一个地方下工夫,就是怎么能让你贪上,而且这个贪,做给你看,是成功的。比如他们说从墓里挖出100多个金佛,拿一个到银行去卖,银行当着你的面把钱一点,那边还有100多个呢,你肯定要犯贪。

你戒不了贪,就不能玩文物。我认为上大当、亏大钱的都是因为贪,而且他那时候不考虑真伪是因为有人演给他看。当然,我现在碰不着这种人了,因为他们知道到我这儿不管用,他们特别愿意找刚入门半懂不懂的人。

还有一部分人是心态不良,比如我鉴定一件东西收300块钱,有人花90块钱买的两件东西,一个40元一个50元,跑这儿鉴定来了,那东西谁看都是假的。

他为什么要来鉴定呢?他是想侥幸万一我说是一真的,他不就发大财了吗?过去说搞古董这事儿,就是半个心理医生,你得揣摩人的心理。今天的社会不健康也很正常,只不过在古董这儿特明显。

你去买股票,不也是心理也不健康吗?有多少人是健康心理去买股票的?都是不健康,都是想捞一把就走。”

如何成为一个文物鉴定专家?马未都认为,首先必须有丰富的社会学知识,还要有一个哲学的头脑,科学判断是不掺杂感情因素,但科学还不能完全解决文物鉴定,全世界目前的文物鉴定基本上还是靠眼来看。

“我赶上最好的时候,就是文物最不值钱,没人造假,造假的过程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举个例子,我邻居的女孩,我看着她从小女孩长成大姑娘,变成中年妇女变成老太婆,她怎么变我都知道,一眼就知道是她。

但问题是这女孩如果搬走了,10年不见,我一见不知道是她了。这个信息不能断,今天的鉴定工作就是你一旦丢失信息,你肯定鉴定不了。

很多老专家跌跟头都跌在这儿。我们有的鉴定不是看出来的,主要是听出来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少的东西,突然一出现,我有时候用个简单的方法就鉴定了这东西我用肉眼看非常困难,看不出真伪,那好,我开始打电话。

第一问作伪者,比如这种东西肯定是景德镇烧的,那我把景德镇的人问一圈,有没有谁做?因为这是保不住密的,它对你保密,在当地它不保密。那要是说谁谁谁前阵子一直在攻关呢,那你就基本上知道了。

第二,你还打电话问其他地方,比如有一回有一个非常少见的文物出现,我一打电话,当时日本、新加坡、欧洲、美国,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同时都出现了,那肯定有问题。

平时都找不着,怎么这会儿同时都出现了呢?因为现在很多人作伪是为了获得暴利,卖掉一个东西有时候不赚钱,现在为了快,他就布局,把这个东西分好了同时发出去,让你们来不及反应。

过去是真反应不了,没手机,现在我一打电话那边也有,那肯定是假的。作伪的人有一大难题,他不断在攀高,不论他攀到哪儿,我如果知道他整个攀高的过程,就跟我知道那小女孩变成老太太的过程一样,我永远认识她。他一次被我发现,他就白攀了。所以作伪也挺困难的。”

对于一个普通收藏者如何鉴定古董的真伪,马未都觉得研究这些东西的意义并不大。只要建立一个很正常的文化消费观,别老想着投资,就不会上当。“比如你从某家古玩店买回的东西都是真的,为什么?

这家信誉好,他不可能卖你假的。你从路易威登的专卖店里买回的包,犯不着再回家鉴定一回是真包还是‘秀水’的,它的信誉是这么保证的。你要老百姓提高鉴别能力是不可能的,电视上一天到晚教人怎么在生活中鉴别真假,只要不是这个领域的人,那东西根本就学不会。

我们的心态不好,都是想去挖宝,都是这种态度。你要想从技术上知道,你从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它的真伪,那确实需要学习,但是我觉得对于老百姓,应该不是他所追求的,他追求的应该是一个社会的保障,比如瀚海、嘉德这样的拍卖公司。

你得有这么个态度,比如我有闲钱了,比如我现在收入比较高,我又碰见我喜欢的东西,在我充分考察以后,在我相信社会的这套系统以后我买一个,不行我再听听别人的意见。

理论上讲,瀚海、嘉德这种大公司的商业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信誉保障体系,它来替你做了第一道筛选。”

这30年间,文物收购形成过两次巨大规模。前一次是公私合营以后,出口公司一个收购站,一天就能收上来两卡车,之所以要收这么多,是为出口换取外汇。

第二次是1978年“文革”结束后,全国各地来北京送货的农民排成队,有时一天能收三卡车。收购员每天从财务科取200元,下班时交账,多退少补,一般情况下200元可支付一天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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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权取消

1950年,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颁布了文物保护的法令和办法——《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各地都逐渐颁布了地方法规,并成立了文物管理部门。

法令针对的现实是,40年代末连年内乱,古董文物的价格一落千丈。那时候,在长春街头文物以麻袋论价,国宝级珍品混杂其中,在当时古玩行被称为东北货,各地古董商都到东北去进货。

多年后,还有东北货不断出现,故宫书画专家单国强曾讲过一个故事:1963年一个东北小伙子到琉璃厂,用粗布包裹送来一堆破纸片,后经行家拼接,其中居然有赵孟畹热说恼婕37件。

一年后他又送来一堆,又拼接出20多幅书画残卷,但他没敢留下姓名、住址。那时候,做国际交易的古董商收进文物,往往卖给欧洲以及日本、美国的古董商,除了外商高价收购,中国人之间的交易由于乱世已经大量减少。

1952年北京的大古董商岳彬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镇压,就是根据相关文物的法令被判罪,他的罪行之一,就是把石雕《帝后礼佛图》卖给了美国商人。

这个法令所依据的观念是,珍贵文物归国家所有,只能在中国境内交易,不能外流。这其实不是新中国的新观念,不少收藏大家从几十年中国屡遭外辱的经验中,已经建立起了这个观念。

1936年,张伯驹想收藏唐朝韩的《照夜白图》,就起于阻挡其外流的动机,当他听说溥心畲所藏的《照夜白图》出让给了专做国际文物生意的上海画商叶叔重,就试图请官方阻拦出境。

但晚了一步,这幅名画已经通过另一个文物商,转手给了英国人。第二年,在一个书画展览会上,他看到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时,深怕《平复帖》再被古董商卖给外国,才几经周折,以4万元买得。

1946年抗战之后,张伯驹在琉璃厂墨宝斋看到展子虔的《游春图》出售,曾请求故宫收下,但因当时故宫经费困难,他只好卖掉自家一处占地13亩的房院,凑足220两黄金,“代故宫周转”。

1976年,故宫专家朱家老先生捐给承德避暑山庄一批国宝级文物时有一个主要背景,他听说外贸单位跟文物局商议,要收购这批东西。尽管是有价收购,老先生也不愿意让这批国宝外流,他就抢先一步把这批文物捐出,运往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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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物不能外流”在那时候还只是一种民族意识,那么岳彬的被镇压在古董生意人中间则形成了具体的压力。1945年进琉璃厂韵古斋当学徒的王广义老师傅回忆说:

“当时外贸部、公安部、文化部三部联合发布指令,规定了三类文物不许买卖出口——180年前的文物;180年以后的官窑、家藏款;新出土文物。除此之外,都是可以买卖的。

但是这时候,已经少有人买了,很多古玩行都开始买卖些其他东西糊口,像韵古斋,因为老板兼做茶叶生意,就干脆在韵古斋摆出了茶叶摊子,韵玉斋卖起了粮食,宝华斋卖起了炒货。韵古斋那时候是琉璃厂最大的店,解放前有10个人,这时也只剩下了6个,宝古斋也就六七个人,通古斋除了掌柜的外,就一个伙计,其他就都是连家户了。”

这种萧条使以后的公私合营变得相对顺利。以北京琉璃厂为例,1956年琉璃厂十几家老字号完成了公私合营,成为属于外贸系统领导的“工艺品公司文物部门”,由私方人员和国家职工组成,古董商人成为店员,他们有工资,也有分红。

不久,有一个说法在琉璃厂传播,说改造后的资本家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还有半只脚没踏进来。没有参与合营的,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便把自己的收藏品捐献给了国家。王广义说:“把文物捐给故宫博物馆,掌柜的也就跟着去了故宫博物馆,像耿宝昌、孙瀛周。”

文物部门的上属机构一直是外贸部,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所属结构。上世纪80年代文物商店的负责人景严解释了这个特殊时期的机构组织形式:

因为当时的宣传是“文物属于废品,鼓励以旧换新,文物出口到外国可以换取外汇,支援国家建设”。但换取外汇只是一部分,外贸部管理不恰当,因为文物业务包含旧书业,1960年的时候就划归新华书店,成为新华书店文物科,对外称文物商店。

之后不久,因为它的更多业务与图书业无关,就独立出来,成为一直延续下来的文物商店,这个总店管理着各地的文物商店。

文物商店归属的不稳定,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它的主要功能几乎完全改变,以收集流散文物、向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提供文物为第一要务。有收购文物权力的只有文物部门和出口公司。

北京市文物商店在北京设立了三个收购站,分处西单、琉璃厂和地安门,除了北京三个坐店收购的,文物商店的师傅被分为东北、南方、西南三个小组,常年在外收集。

收购部基本上是由私方人员构成的,因为他们是行家,眼力好,门路熟,他们去看东西,藏家才拿出来给看,新人去了藏家不敢拿出好东西。

1960年以前,收购的同时也有买卖,因为老师傅带有老作风,价格合适的时候就会转卖;1960年之后,买和卖就分工了。同时,出口公司在全国各地也都设有收购点,因为有“文物属于废品,鼓励以旧换新”的宣传,很多人把文物古玩送到收购点,换取一些生活贴补。

文物商店收购上来的东西,经鉴别后,把文物价值高的送交总店,统一调配给各地的博物馆、研究机构。景严说:“其余的分为三等,由文物商店出售。

第一等放在商店的‘内柜’,通常在楼上,专供国家高级官员和知名的文化人。第二等在‘中柜’,面向民众。第三等就是可以出口的大路货,放在店面,所谓‘外柜’。商店门口挂上了外宾供应处的牌子。

由出口公司收购的古玩经鉴别后,按法令规定不能出口的交给文物局,由文物局转交给文物商店,其余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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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公司收购时给的价格都很低。文物商店因为属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负盈亏,公私合营时,国家给一些补贴,像韵古斋这种大店的补贴不过7000元,这在文物商店算是最多的补贴。

而有些不能出口的文物收上来,放在内柜也不能卖高价,利润非常低,所以收购价格尽量压低。清朝的盘、碗只有3元至5元,一对同治粉彩的大瓶子收购价只有10元。出口公司收购时则是不分朝代,价格一律按尺寸给,一尺二的永乐花口盘子,7块钱收上来。

在这30年间,文物收购形成过两次巨大规模。有老师傅回忆说,前一次是公私合营以后,出口公司的一个收购站,一天就能收上来两卡车,之所以要收这么多,就是为了出口换取外汇,这也是当时文物部门的主要利润来源。

当时的文物商店是工艺品公司的一个部门,从1956年开始,工艺品公司和首饰公司每年创汇几个亿,作为工艺品出口的古董中也有一些是有文物价值的,20多年后才重新调整了可出口的文物界限。

第二次是在1978年之后,“文革”结束后,文物收购点恢复,北京在大葆台、十三陵、法源寺等处建了几个临时库房。现在翰海拍卖公司的赵师傅在这一年从商店调到了收购部,她说,那时候全国各地来北京送货的农民排成队,有时候一天能收三卡车。

这时收购的价格仍然很低。他们每天从财务科取200元,下班的时候到财务科交账,多退少补,但一般情况下200元可以支付一天的收购。

公私合营后,整个琉璃厂冷清了。1960年文物商店成立后,上面指示要让琉璃厂恢复热闹,整条街被油漆了一遍。之后,每年春节都开一个展览会,在把有收藏价值的文物送交博物馆之前,先让领导、行家们浏览。

展览会在宝古斋、韵古斋、庆云堂等店里举办,景严记得经常来看展览的人包括康生、陈伯达、邓拓、吴晗、田家英、吴作人、李可染等。此外,一般市民和老收藏家因为展览会不卖展品,也就不来看了。如张伯驹这种大藏家,出让的多,几乎不再收新的了,一是没钱,二也是害怕。

内柜、外柜就是在这个时期区分出来的。1938年参加革命的辛老先生,解放后在国务院外办任职,他说,那时候在高官中有一个古董沙龙,康生是班长。

他们经常一起到各店的内柜去选购,也经常在一起讨论。邓拓在宝古斋买画最多,有时候下班晚了,夜里零点他还是要来,宝古斋有专人陪他。

他也曾在店里换货,因为出让的画比他买的时候高,在“文革”打倒他时,有一个罪名就是投机倒把。景严说,他们在内柜出售的文物一般定价是高出收购价的20%,5元收购的,6元出售。

康生曾在悦雅堂买一件宋代拓本,标价只十几元。郑板桥画竹石的大幅中堂标价100元。

但显然中柜的生意冷清至极,处于全民所有制中的普通公职人员,少有剩余财力购买基本消费以外的物品,以至于在文物商店工作几十年的老师傅现在根本回忆不起曾经有中柜的存在,这与内柜的大交易量形成了一种意味非常的对比。

几乎与内柜兴旺的同时期,1961年,国务院发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条就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内,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家保护。

第十五条规定,对保护重要文物有功或者捐献重要文物的单位或人员,可以给予表扬或者适当的物质奖励。这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条例,明确了文物的国有归属,私人不再拥有收藏文物的法律权利。

由于文物不在合法的交易范围内,所以无论是收购还是内柜,实际上都不再具有真实的市场价格,也不再有市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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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复博物馆 陈列

心理改造过程

文物价格归零的制度完成建立在一个相对有序的法规指令中,相比之下,心理完成的方式更具侵蚀性。

文物属于国有的概念在制度完成前就植入了社会,大藏家们由于种种缘由把藏品捐献给国家。故宫专家朱家缙从1953年捐出了700多种碑帖后,几次捐献,直到1994年朱氏兄弟将家中最后一批文物捐给浙江省博物馆。

“从此我家与收藏无缘”是大藏家朱家缙对藏品的告别。1956年,张伯驹向文化部捐献了《平复帖》等8件国宝级书画。当时文化部奖励他3万元,不叫收购,张伯驹坚持不受,怕有“卖画”之嫌,后经郑振铎劝说,才惶然收下。

章乃器是新中国有名的大藏家,1954年他捐出了第一批1193件个人收藏,种类几乎涉及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的收藏不同于张伯驹、朱家缙那样的世家。

他是新中国第一任粮食部长,1948年被电召到东北,参与筹备政协。当时正是东北货四处流散的时候,他在东北期间开始收藏,到解放后的1953年,收藏的文物已经占满了三个大屋子。

张伯驹、章乃器都曾是实业家或银行家,他们从来贾行士风,本不为在收藏上牟利,捐献之举不仅顺应形势,还有轻身卸载的超然。真正能说明文物不可交易的概念之深入社会的是琉璃厂的文物从业者。

一位姓宋的师傅说,当时在内柜服务中,偶尔在藏家和文物商店之间发生争执,文物商店的原则是“先公后私”,即先上交政府部门,后供内柜选购,而有时一件文物是先在内柜被人选中,后才被挑选上交,这时内柜的客人就要求遵守“先来后到”的通则。

而没有官职的市民在十几年中,已经完全远离了关于文物的任何信息和知识,新的生活冲击着也许还残存的些许印象,这些渐渐模糊的文物印象,突然在1966年更新为否定性的鲜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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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复博物馆内景

这一次的心理改造更为激烈。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撰写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文革”初期,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工作之一就是这“破四旧”,古董、古迹、字画、书籍,是最明显的“四旧”代表。散存在民间各地的字画、瓷器、饰物、古籍被砸烂、烧毁。梁漱溟先生晚年描述过被抄家的一幕:

“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这时距新中国成立只有17年,许多市民家中都沿用着17年前就购置的老式家具、器具,服饰,即使在17年内也有老式的用物生产供应,没有被抄家的普通市民把家里的旧物挑拣出来,自行了断。

甚至有极度惊恐者,把旧瓷器包裹在棉被里砸碎,避免弄出动静,招致红卫兵的注意。

琉璃厂自然是在红卫兵要破除“四旧”的重点地带,文物商店的员工用报纸把整个商店的货架封起来,货物收进库房,内柜和收购部的业务全部停止。整个琉璃厂街彻底沉寂了。

一直到1969年重新开门营业,但不仅没有生意,根本就无人光顾,每个店里只需留个老头儿看门,其他人都去开会搞运动了。

打砸抢的狂潮大约持续了3个月后,中央发出指示制止乱砸,改为查抄。红卫兵查抄后集中到一个指定地点,文物商店被派去检查,不是文物的可以砸,属于文物的抄走,运到几个临时集中点。

琉璃厂的宋师傅回忆当时看到那些文物时无比震惊,说北京的法源寺、白云观、天宁寺、先农坛体育馆这几个集中点都堆满了查抄的文物,文物商店成立了一个清理小组,大部分员工都被派去清理这批文物。宋师傅在先农坛的清理小组工作了好几年,可以想见数量之大。

被清理出来的文物精品存放在府学胡同的文物局保管,宋师傅说,那时候一到周末,府学胡同里小汽车排成队,堵满胡同。康生窃取文物的罪名所指,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因为这些文物没有相应的政策规定如何处置,不属于文物商店的经营范围,所以康生看中的,只能“借”。

后来的清理工作逐渐正规了,所有文物都有清单记账,宋师傅说:“他们借去了,长时间不还,我们的账对不上,很为难,又不敢催人家。只能跟他们的秘书说,看好了吗,再换一件看?”后来,在查抄文物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特供小组,专供“文革”领导小组“选购”,只是选购的价钱比“文革”前更低了。

1962年分配到文物商店的陈岩,是文物商店公私合营后招收的第一批学徒,他描述的齐白石寿桃册页上的印章,昭示着书画被阉割的畸形命运,册页上一共四个印章,有齐白石两方印章,一个红卫兵的红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卫兵查抄专用章”,还有一个“康生珍藏金石书画图书之章”。

除了极少的文物占有者之外,整个社会的文物概念被完全倒置。1976年朱家缙先生捐给承德避暑山庄的那批文物,躲过了流散海外的命运,没有躲过运往承德旅途中的轻蔑。

运货的司机在途中接到一笔小生意——运煤,他就把这些文物卸下车,堆在一个院子里,运煤回来后再装车去承德。这一卸一装,文物严重受损。在后来的清理检查中发现,诸如完整的秀墩缺了牙板,多宝格丢了两个抽屉,如此种种。

朱家缙先生生前把所藏文物全数捐出,也有不得不捐的具体原因,他90岁那年接受采访时说:一是房子太小装不下了,如果卖给文物贩子,也是流出境外。这是他们那一代藏家的自觉意识。

另外,也“怕招来灾祸,这个顾虑相当严重”。朱家缙是朱熹的25代世孙,家传有祖宗像,“这祖宗像不能捐掉,干脆就委托博物馆保管了”。

即使是故宫博物院,从1939到2005年,接受了582人次向故宫捐献的文物3.34万件,直到“故宫80年”的时候,才在景仁宫设立了景仁榜,向捐献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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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权回来的时候

经历了自毁家传和多年的过度出口,本不可再生的文物存量问题出现了,不加以控制,就可能造成近200年来某些文物的历史空白。1981年国家文物局递交上级一个请示报告,报告文物处境:

根据过去规定,1795年(乾隆60年)以后的部分存量较多的一般文物可以出口,但是近几年来每年出口较多,有些文物在国内存量已日益减少。

如不少博物馆收藏文物,由于库房和设备严重不足,长期露置在院中或棚下,风吹雨淋,造成严重的自然损坏。有的名贵书画,由于存放条件太差,也发生潮霉。而文物专业人员一直不被当做科研人员对待,不少地方的文物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30年间,文化记忆在双重的改造中被割断。“文革”劫后余存的一些器具,难有人识得,即使是琉璃厂的员工也欠缺培训。

宋师傅记得在地安门一个老太太家收了一个雪花蓝大碗,当时定价5元,拿回店里后经多位专家辨识鉴定为国宝,有记载说这种碗中国曾有两只,一只在台湾,第二只一直不知下落,老太太家的正是这只。

连老太太本人也不知道它的故事,在那样一种文物认识的畸形环境里,没人再愿意向家人讲解可能招灾的故事。文物中所有的辉煌已经褪色为重重疑虑。

文物商店开始真正营业,成为境外旅游者必要光顾之地,同时内柜服务也恢复了。1984年,琉璃厂完成翻建扩大,但是与预期不符的是,由于街面扩大,非文物部门的“三产”进入琉璃厂,经营旅游纪念品。

琉璃厂看似恢复了生气,而作为当年最大的古董市场,其盛不在新或旧,而是一股寻古访宝的悠悠雅风。经营旅游纪念品在某种程度上冲撞了文物生意,文物本来已不被人识,与旅游商店相比,经营文物的氛围淡而沉静,少有人光顾,翻建之后反而有些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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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复博物馆内景

为了扩大内柜,这一年,各门市的内柜从各门市分出来,集中到虹光阁,面向更大范围的国内客人。虹光阁向社会发出了一个信号:

文物可以重新交易了,但是原有的规矩还保留,买东西要拿户口本,填表。并且只可以买,不许转卖。虹光阁开张那天,一件康熙官窑标价只有400元。虹光阁的法律依据是1982年的《文物保护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文物的专门法。

在这部法律中有专门针对私人收藏文物的条文,条文规定,私人收藏的文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

其实来到虹光阁的人还是原来内柜服务的高层官员、知名文化人。渐渐多了两种人。一种是倒爷,他们是来送货的,倒爷的货源一部分来自查抄退赔的,一部分是“喝街”收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农民往城里带的。

与虹光阁同时出现的文物贩子,其实也是惊魂未定,他们买卖文物急于变现,为的是摆脱贫困。变现的最快渠道是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而这在当时是违法行为。

对比1950年的相关法令,1982年的保护法等于在法律上归还了私人收藏的权利,但购买文物的权利并不清晰。所以收藏文物依然不是一种真正的合法权利,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接受虹光阁的这个信号。即使有人有收藏愿望,但没人知道虹光阁。

赵师傅说:一直到90年代初,一年的交易额只有几十万元。“东方朔偷桃”的一个竹雕,在虹光阁标价3000元,放了3年,没人过问。1994年翰海拍卖公司的首场拍卖会上,这件竹雕卖了30万元。

1992年,由北京市政府组织了一场文物拍卖会,才真正改变了文物模糊和自我否定的身份。相关的法律要滞后到2002年对《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在这次修订中规定,公民个人收藏的文物享有自主处理权,可以通过继承、赠与、买卖、交换等合法手段进行处置而不受干预。

允许公民个人收藏的文物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允许建立规范的、除国家专营外的文物市场,并赋予其合法的地位。个人对文物的收藏权利才得到确认。文物的身价从1992年开始飞升。

但在文物低谷中受益的马未都知道,他们与老一代收藏人比,现实是严重的先天不足。过去的收藏人都有系统的国学、美学教育,老一代以品鉴文物为雅,相互沟通,交换知识和心得,而上世纪80年代交易文物的人是文化断裂中浑然长大的一代,因此也不会有良性的收藏环境。

不少拜访者曾追问过朱家缙先生捐献家藏的真实原因,他说当他看到先祖朱凤标写的联文“种树类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时,才算明确了多次解释未尽的意思。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和财力增加着文物中延续的文化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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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伪存真 净化收藏 艺术源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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